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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一场持续两年多的世纪审判拉开帷幕，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80年后的今天，6册尘封已久的日记，从大洋彼岸辗转回到北京，又归于南京。
日记的作者是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个名字略显陌生，但泛黄纸页上“字字泣血”的记录不应沉默：既有南京大屠杀调查的铁证细节，也有一位外国检察官追索细菌战证据未竟的遗憾。
去年11月，90后收藏家邹德怀以十万美元的代价，从海外拍得这批档案。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他将正式把档案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十年收藏生涯，这是邹德怀花费最多的一组藏品，也是他的第一次捐赠。他希望，让这份历史的铁证被更多人看见。
那是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3点刚过，闹铃响起。窗外的北京城还在沉睡，邹德怀从床上爬起来，强忍困意，打开电脑。他一边刷新着竞拍页面，一边点开微信，与远在美国的朋友接通了语音电线点半，大洋彼岸的拍卖行里，“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萨顿档案”即将上拍。为了方便，邹德怀委托当地朋友帮忙出价。
这批拍品共13件，他提前做了功课，按经验给每件拍品估了价、排了序。他心里大致有个预算：10多万元人民币，应该可以搞定。
“一定要买下来。”事后邹德怀向记者解释这个决定时，语气依然坚定，只是笑着说，没想到会这么贵。这家拍卖行不算大，但在军迷圈相当有名。“我在里面买过不少飞虎队的东西，所以时不时就会去逛一逛，看到萨顿档案时，距离开拍只剩三天了。”
邹德怀坦言，拍卖之前，“或许在某些图书资料中与他相遇过，但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批档案最先吸引他的，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点开文档后，又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直到对萨顿进行深入的“背调”，他才逐渐意识到，这位美国助理检察官对于起诉日本战犯那段历史，“原来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卫·纳尔逊·萨顿是一名美国律师，原本与中国毫无关系。东京审判，让他的命运在中国拐了一个弯。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采用英美法系的审判，极端依赖证据与证人。尽管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罪行罄竹难书，但在最终宣判前，这些战犯都不能被认为有罪。换句话说，只要证据链有丝毫疏漏，他们就有脱罪的可能。
萨顿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等人并肩，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搜集相关证据。
为此，1946年，他两度来华，足迹遍布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走访了官员、传教士、医护人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证词、统计资料和照片档案，并撰写了来自中国的系列报告。
此次竞拍的档案，正是萨顿在1946年执行任务时留下的一手史料与私人遗物。这样的东西，决不能旁落。
竞拍还在继续，价格仍在攀升。北京凌晨的夜色中，邹德怀不断在预算底线和现实报价之间挣扎。最终，13件拍品，他咬牙拍下了9件。落槌价总计超过6万美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将近50万元。
按照拍卖行的规定，接下来一到两周内必须付清全款。近5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邹德怀手头只有30万元——这还包括父母的赞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向朋友们开口。
他问了将近20个人，朋友们的热情和信任出乎意料。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自称“没什么钱”的记者朋友纷纷慷慨解囊。一个做投资的老友转来钱，明确表示“不用还”，这样的事情必须帮忙。
邹德怀知道这些钱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为了表达谢意，他特意设计了几张精致的限量版“借据”，算是给朋友的一个纪念品。
万万没想到，钱好不容易凑齐，汇款过去，拍卖行却只收到了一部分。细问之下，真相让他啼笑皆非——他遇到了电信诈骗。黑客侵入了拍卖行的邮箱，之前邹德怀收到的付款账户信息半真半假。
邹德怀和拍卖行报了警，美国警方的答案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朋友张菡听说了原委。一听是为了买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档案而被骗，二线万元人民币。
这笔钱，恰好弥补了遭遇电诈的损失。加上此前款项，这批档案一共花费了10万美元，合计人民币约70万元。
算完这笔账，邹德怀叹了一口气，这是他至今开销最大的一组收藏，堪称“最贵藏品”。但比起价格，他更愿意分享竞拍背后朋友们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一场民间的接力，我一个人做不到。”
那是2015年，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来电，说在神户旧书店翻到了一本相册，上面印着“关东军化学部”和“526部队”的字样。邹德怀听了心里一紧：从未听说过，这是一支什么部队？他立刻请朋友帮忙买下，寄回国内。
拿到相册他才明白，526部队，是一支与731齐名、专事毒气战的神秘部队。日军投降前，它几乎销毁了所有罪证，直到1998年才被首次披露。日本学界一度有人质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而眼前这本私人相册，就是这支“幽灵部队”曾存在的最好证据。
当时，邹德怀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历史频道当主编。他把相册发布在平台上，点击量很快破亿。不久，BBC的记者找上门对他进行专访。20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那天，BBC循环播放了这则报道。这是第一次，邹德怀感受到了“收藏历史影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邹德怀的祖父曾在山东参加八路军抗战。或许是血脉里的某种召唤，从此，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那段烽火岁月。如今，他收藏的历史影像已有10万多张，其中大约8万张拍摄于抗战十四年间。
他买过一本日军军官的私人相册，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夜袭阳明堡战役后，牺牲的八路军官兵的遗体静卧战场。这场敌后战场“步兵打飞机”的传奇战役，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实物影像一直缺失。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记录那次战斗的历史影像。
还有一封他在日本福岛县淘到的信件，不经意间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新证据。“我们将一万五千名俘虏全部枪杀了，真是精彩啊……”一个名叫安藤久男的日军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全部枪杀”几个字下面，他还特意画了横线，标注“此为机密，不可泄露”。这封信写于1937年12月28日，正值南京大屠杀最惨无人道的时日。
一个90后小伙，就这样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看似偶然，但了解邹德怀的人都觉得，一切顺理成章。因为他的收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研究，至今未出售过任何一件藏品。他有时调侃：“可能我是为数不多希望藏品‘贬值’的藏家，因为那样我就能买到更多照片来研究了。”
邹德怀的收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研究。4月23日，文津图书揭晓，他著成的《山河在》赫然在列。
去年，他从海量收藏中精选出150张照片，附以详实的文字考证，著成了《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书中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有难民、有工人、有华侨，还有伪满和汪伪的丑态。这本“通俗易懂的抗战史”面世半年，已经加印，豆瓣评分高达9.5分。前几天，一年一度的文津图书揭晓，《山河在》赫然在列。
邹德怀告诉记者，这些事情做得越多，他就越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责任。2020年，年仅30岁的他，受聘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而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又添上了辗转回国的萨顿日记及相关档案。
北京东三环，一间不起眼的“一人工作室”里，邹德怀向记者展示了这批最新藏品。
初进工作室，几乎无处下脚。数不清的书籍、资料和藏品，把小小工作室塞得满满当当。靠墙的书柜早已不堪重负，中间的大桌上资料堆成小山。然而，当问及萨顿档案，邹德怀立刻从桌上那堆“小山”中准确地翻找出来。显然，他的工作室乱中有序。
6本巴掌大的工作日记，是拍卖前被邹德怀列为“一号目标”的拍品。他一向偏爱这种个人视角的记录，“这些日记，记录了萨顿在南京调查屠杀现场的全过程。”他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本，泛黄的纸页上，萨顿的笔迹密密麻麻，字里行间透着一个律师的严谨——每一条记录几乎都标注了日期、地点与见证人。
除了这6本日记，一同回国的还有6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等。此外，还有萨顿的法庭出入证、护照照片以及中国官员为其签发的通行证等。
然而，这样一位留下了详尽记录的关键人物，在中文互联网上，信息却寥寥无几。“他并非东京审判中声名显赫的官或首席检察官，也不是中国人。”在邹德怀看来，“某种程度上，萨顿算是那段宏大叙事中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小人物’。”
1946年1月，时年51岁的美国律师萨顿接到调令时，本以为只需在海外工作四到六个月。没想到，马拉松式的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多。其间，各国检察官、法官来来去去，而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检察官却坚持到了最后，直到1948年下半年才返回家乡。
31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南京大屠杀》，来到南京实地采访。机缘巧合，彼时还在高校工作的杨夏鸣担任了她的翻译。
当时，张纯如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因曾受重伤而生活窘迫，一次采访结束的路上，她郑重地对杨夏鸣说，等这本书写完，她要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受害者向日本索赔。
那一刹那，杨夏鸣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感动和羞愧。“作为一名南京人，对发生在自己城市的历史事件不甚了解，对其幸存者的疾苦不闻不问，的确是一种耻辱。”此后10多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翻译和研究上，“正是源于那一瞬间的感动。”
20年前，为了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东京审判》，杨夏鸣频繁穿梭于海外各大档案馆、图书馆。从那时起，萨顿的名字就不断进入他的视野。
他告诉记者，萨顿是一位勤勉细致的律师，因此留下了大量系统、详实的资料。萨顿去世后，家人把这些资料先后捐给他的两所母校——本科就读的里士满大学和研究生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另外，还有一些资料保存在家乡弗吉尼亚历史学会。
因此，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萨顿档案拍卖的消息时，杨夏鸣有点怀疑：不会又是炒作吧？
他的警惕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打着爱国旗号、捐赠“日军罪证”的自媒体此起彼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流量密码，甚至成了某种“起号捷径”。
杨夏鸣向记者讲述了一次离谱的经历：曾有一个外国人，自称其祖父是“亚美尼亚王子”，1937年在南京目击了大屠杀。杨夏鸣当即生疑：1937年亚美尼亚已经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哪来的王子？对方又改口说，祖父当时在一家烟草公司工作。杨夏鸣将1937年12月13日所有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名单转发给他。此后，这个外国人销声匿迹。
最令他惊喜的，是“莫罗报告”。莫罗是萨顿当时的上级，1946年3月12日至4月12日，他与萨顿、向哲濬、裘劭恒，共同进行调查取证。
这次调查后，莫罗向首席检察官基南提交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国之行。“之前就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目录中可以查到，但我去找了四五次，都没调出原始档案。”杨夏鸣无奈地说，这种情况在档案查询中经常遇到。后来，他好不容易在其他学者编著的史料集中看到，也只是缩微胶卷的影印件，有些字迹极难辨认。未曾料到，多年来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莫罗报告”，此刻竟清晰地摆在眼前。
1946年夏天，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威尔逊医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梁廷芳、美籍教授贝茨、牧师约翰·马吉等中外证人，相继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弹，最终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送上了绞刑架。
这些关键证人从何而来？除了向哲濬、裘劭恒等中国检察官，来自国际检察局的“紧急外援”——萨顿和莫罗同样功不可没。
最初，中国检察官团队仅有向哲濬、裘劭恒两人。1946年2月7日，两人飞到东京才知道，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判定战犯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我看到一系列无故射杀平民的事件，”“我五次在不同的场合遇见日本兵，正在妇女,并把她们拖走……”“个人非常保守的估计,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就有8000起案……”贝茨还看到过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国妇女被剥光衣服，入棍子，极尽羞辱。他很肯定地证明，就在金陵大学，日本士兵了一名9岁的女孩和一位76岁的老奶奶。
4月5日至9日，在南京大都会饭店312房间，萨顿一行对源源不断的幸存者进行了访谈。裘劭恒担任翻译，美国陆军提供了打字员和速记员，南京政府派来一名双语官员协助。多方见证下，每份证词的获取都遵循最严格的程序：先用英文录入并复写一份，再由裘劭恒用中文朗读给证人听，证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摁指印，最后莫罗或萨顿作为见证人签名。“由此可见，获得这些证词的必要程序一丝不苟。”杨夏鸣说。
杨夏鸣研究发现，莫罗与萨顿一行共收集了650份与日军侵华战争罪行有关的证人证言，南京暴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常德的街道上和屋顶上的一些未剥壳的谷物和小麦，是11月4日清晨一架敌机来过后不久被发现的，它们都是从那架飞机上投放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说，那天早上我密切注视着这架飞机的飞行。从外观上看，它有点像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在这座城市上空低空飞行——比我在这里见过的20多起轰炸中的任何一架飞机飞得都要低。
1946年5月31日，萨顿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一次，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10天，任务却至关重要——不仅要继续调查取证，还要寻找最关键、最合适的证人，护送他们前往东京法庭。
时间紧迫到近乎苛刻。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费吴生，当时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河南开封忙着应对黄河水灾，那里没有无线电和电报，要联系上他至少得一周。萨顿等不起，他直接请美国陆军派了一架飞机去接。
十几个证人接到上海，食宿又成了问题。国民政府没有这笔预算，萨顿于是自掏腰包，垫付26万多元，把美国证人和许传音博士安顿在美军宿舍，其他中国证人则住进上海旅馆。他在给基南的报告中写得直白：“我们不得不在这样做（支付他们费用）和没有这些证人出庭作证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这些证人。”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宣读了一份荒唐的辩护词：把责任推给中国士兵的“抵抗”，甚至抛出了荒谬绝伦的“兄弟论”——“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但在十名关键证人和“一尺多高”的证据前，百般抵赖的松井石根最终无话可说，被判处绞刑。
审判结束后，高文彬乘船回国，带回了满满两大箱、整整两套庭审记录。他把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法学院，一套由向哲濬带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可没过多久，败退，司法部那套不知去向，后来，东吴法学院被拆散，另一套也下落不明。晚年的高文彬写道：“当年我花了好多心血整理这套资料……它的丢失是我最大的遗憾。”
3月17日，上海大都会饭店，梅汝璈、向哲濬设宴招待萨顿一行。萨顿记下了那顿饭的账单：221400元。“这从侧面反映出战后的通货膨胀。”邹德怀说。
5月3日，开庭第一天，萨顿写下：“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他还记下了大川周明猛打东条英机的闹剧：“被告之一大川周明突然脱下衬衣，做出一系列古怪举动，似乎意图吸引所有人注意。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当众挥手打了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头部，法庭一时哗然……”这个疑似装疯的甲级战犯，最终用这种方式逃过了审判。
他告诉记者，收藏从来不是为了把藏品锁进保险柜，而是希望通过出版、展览、短视频等方式，将这些故事分享给社会大众。近两年，从旧金山的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到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从香港大会堂到德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图书馆，他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了8场展览。而在短视频平台，他分享的历史影像背后的故事，已经吸引了百万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