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人是时空中穿行的生命——评《制造亚洲

2024-08-28 10: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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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校于1798年出版的非洲沿海地磁影响地图。图中清晰地标出了穿越西非腹地的尼日尔河，以及在尼日尔河南方，距离西非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开始出现的一座绵延至中非腹地的山脉。在记录中，芒格也明确地记录了这座宏伟的山脉。芒格在1796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自己清晨动身，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料峭的山谷里穿行了两英里”，由于自己体力不支，不得不“回到平地，继续向东前行”。到了中午时分，又来到了另一处山地。在“登上了山峰，向东南方向远眺”时，芒格描述自己看到了“远方的山峰”，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高山坐落于强大的孔格王国（Kingdom of Kong）”。作为第一位深入探索尼日尔河，“发现”其自西向东流向的芒格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孔格山脉”（Mountains of Kong）。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由时间断片造就的普遍性幻觉呢？用宋念申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地理知识积累的动因和过程，带入地理学讨论中”（第16页）。在他的新著《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中，宋念申将地图作为他思考的抓手，将一张张作为知识截面的地图沿着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堆叠起来，为我们形象地展现了一个地方性知识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过程。这个普遍化的过程从对自我与他者的清晰划分开始，通过将自身的秩序观，向他者的“投影”而逐步实现。因此，本书明确将地图视为“人们对空间的想象”（第21页）。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一系列具有“后殖民”、“后现代”色彩的研究便着重用一种福柯的方式，对普遍性知识进行解构，强调知识生产背后潜藏的强烈权力关系，以及知识在构建权力的文化霸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这种视角下，地图被从客观性的神坛上拉下，成为了一种纯粹主观的“想象”、一种权力的“制造”。诸如马克·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更是直白地在他的名著《如何用地图撒谎》（How to Lie with Maps）中表示，“用地图撒谎不仅很容易，而且还很必要”。因为，将“三维的世界投射到二维的平面上”这个活动本身，就必然充满着大量的抽象与扭曲。

　　在这条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脉络中，“帝国”是其预设的政治实体。它拥有权力，并积极动用一切文化、经济与政治的资源，按照其面目塑造世界。换句话说，“帝国”是这种“想象”与“建构”的当然主体。而对地图进行后现代式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对帝国这种可以进行“投影的权力”（Arthur Jay Klinghoffer,The Power of Projects: How Maps Reflect Global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6）进行解构。在这种投影下，西方制图学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抽象，被等同于现实本身。进行理论抽象的主体，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隐去。普遍性便在现代人这种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式的“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的进程中出现。而在这种“普遍性”的想象中，现实也潜移默化地在人们脑海中成为佐证理论的客体。“空山”在这个意义上，便在芒格们的现实视野里，以及热内们的理论抽象中，作为“事实”存在了100年。

　　后现代理论对权力的解构假定了权力本身的同质性。这种假定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秩序观念。它的普遍主义霸权潜藏在对“被统治者”、“被殖民者”主体性的否定基础上。后现代理论默认，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展开的秩序关系，一种几乎外在于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的“能量流”。人因此仅仅是尝试使用“权力”的工具。而掌握了更多权力的“国家”，则总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对“弱者”或是“那些四处流动的人群”进行统治与规训。在这个认识框架下，国家机器被视为一种“简单化”的，自上而下的暴力。通过将“真实的社会活动”压缩为“简略的地图”，国家权力以统治为名，展开了它对事实的塑造。（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人群在小规模尺度上出现的互助行为，则被某些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理想化为一种天然存在的“自发性”、“自主性”的秩序。这种理想化的小规模自组织行为，也被假想成超越“趋于固化”“服务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的现存国家制度的唯一途径。（詹姆斯·斯科特：《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23页。）

　　在这个层面上构筑的普遍性霸权，建立在消解空间维度上差异性的基础上。乍一看来，这种理论将人类社会长时段的变迁纳入了考量，也似乎采用了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研究样本。然而，在这种虚假的多样性背后，潜藏了几乎与殖民者一样的世界观。殖民者对欧洲之外世界进行他者化的认识论，目的在于强调依照自身面目对他者进行改造的“合法性”。这种世界观将自身所在的时空经验，假想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经验。并执意希望把现实改造成他们所坚信的样子。而这个理想形态，则毫无疑问以他们自身所处的时空为坐标基点。殖民的辩护者与实践者们站在“国家”的视角下，坚信他们肩负着对世界进行“启蒙”与改造的责任。在这条知识脉络中诞生的后现代与后殖民，并未真正从认识论层面上超脱这个西方中心式的普遍性霸权，而仅仅在形式上，宣布自己要跳出“西方”“国家”，甚至“人类”的中心主义，去凭空塑造一种否定的哲学。这种形式上的反抗表演，仍旧坚定地遵从西方启蒙时代便开始形成，随着殖民扩张而散播到全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而展开。

　　以后现代、后殖民为名的霸权者声称要恢复那些被殖民者视为“他者”的主体性。但实际上，那些在这种视角下被“发现”的“主体”，仍旧带着西方启蒙世界观所规定的认识论镣铐。他们，仍旧遵循着“国家-个人”“西方-东方”“统治-被统治”“现代-古典”“工业-农耕”的严格二分。因此，对霸权的抗争则被简化成为个人对国家的反抗、东方经验对西方经验的替代、被统治者逃离统治的社会行动、古典对现代的复辟、农耕（甚至是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对工业的彻底取代。在这种带着“抗争”面具的表演中，被认识论霸权所压迫的人们，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主体、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未有一个良好国家之前，便已经失去了能够保障其安全与发展的国家；在未能见到现代化之前，便被否定了走向现代化的权力；在未能成为世界平等主体之前，便被永远锁定在了时间胶囊里。

　　正如宋念申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现代地图学对全球的规制与现代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建构密不可分。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背后，是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物质发展。这种建立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世界体系，通过点对点的航海、航空贸易线，以及沿着这些贸易线而产生的信息线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充满孔洞的网。在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连接这张世界网的这些贸易线、信息线，最终都汇聚到少数几个关键节点上，形成了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这张世界网中，边缘与边缘之间必须通过中心才能发生联系。这张世界网无疑将世界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但透过网的缝隙，我们便能看到，各种不同规模的共同体组织形式、不同性质的国家也都从这个网的缝隙中掉落、并被遗忘。

　　通过对“中国”的主体性地位的声张，来重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真正的多样性。在宋念申的讨论中，“从中国开始”表现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中国地理知识及其世界秩序观，与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地图学”之间的有机互动（第221-230页）。在这个进程中，既有欧洲传教士们用“大洲”诠释“寰宇”，用“帝国”理解“中国”的尝试，也有清政府调动传教士，第一次尝试在“地图国家”的视角下，测绘国土，绘制《皇舆全览图》，并以此来审视并管理自己所处的空间（第264-269页）。中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而是在绵延的历史进程与不同主体互鉴、互通、互动的有机结果。

　　在宋念申的讨论中，充满着多样的主体。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如“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蒙古”这样的“国家”，看到“欧洲”“亚洲”“东亚”这样的区域观念，也能看到诸如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非国家主体”，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个个来自欧洲殖民时代的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官员，以及面对他们的亚洲知识分子们。所有这些主体，都不独立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存在，都没有被某种虚假的普遍性所遮蔽，而是作为实践性的、活着的、动态的主体，在与其它主体的互动中，回应着自身与时代的问题。秩序便在这种主体的互动关系中，有机地形成并不断变迁。而与此同时，秩序也并不外在于时空，而是在时空之中持续塑造着不同主体的自我认知。主体性也就是在这个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张力中，才真正得以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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